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数字显示：近年来，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，2003年以前一直在50%以上，2004年下降到49.6%，2005年降至41.4%，2006年更是仅为40.6%；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从以前的20%提高到2006年的30.6%。（1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）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趋于下降，资本所得不断上升，“利润侵蚀工资”现象萌生。
分析可以发现，目前的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是系统性结构性的：税费在社会财富中占据较大比例；一些垄断性的大企业对资源、资金的过多占有，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；社会保障程度低，也导致工资“竞相逐低”。但更应看到，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中，职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，加之工资立法滞后，缺乏有力的制度性保障―――强势企业挤压职工权益，甚至无情剥夺员工正当的劳动收入；最低工资标准成了“最高工资”,一些企业甚至采取提高计件工资数量、提高加班时间等变相降低工资；大量的临时用工，其养老金、失业保证金、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金等欠缴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，“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，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，在国民收入分配中，资本所得不断上升，劳动所得不断下降，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。”
近年来，职能部门采取了不少纠偏措施，包括推行薪金协商制度。但一个现实是，面对资本强权，职工却少有平等博弈的能力。一位在某垄断行业做劳务工的反映，“目前一个劳务工的工作量差不多是正式职工的三倍，但正式职工平常的工资却是劳务工工资的三倍”，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明显存在缺陷。
所以，工薪制度要合理，必须“有法可依”。但，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单靠某一部法规很难奏效，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分配多数通过市场完成。目前，“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”已成“国策”，依据CPI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直到形成工资协商共决制，都需要立法积极作为，提供最基本最基础的保障。虽然法律无力根本解决“结构性问题”，但至少《工资条例》可以给职工一种制度性支撑，让无力者有所依恃，资本者所有忌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