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媒体披露了几条关于城市化问题的消息，其中关于“伪城市化”的说法最引人注意，而我则关注被披露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几句话。他表示，未来10年里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加倍努力，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统计工作水平，而中国的努力目标之一是推进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。我愿把马局长的这番话，看做经济研究者的一个福音。
如果按照户籍确定中国的城市化水平，前几年专家还有数据做依据，现在难了。一些省份或城市已宣布取消农业户籍和市民户籍的差异，以致现在难以判断全国究竟有多少户籍农民。因为以一纸文件做个宣布容易，真要统一城乡居民的各项权利很难，我们大致还可以用历史数据推测出没有享受市民权利的“农村居民”的数量。粗略估计，户籍城市化率现在应该在32%上下。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化率数据约为46%。专家对这个数据有质疑。大略来说，在城市和建制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被看做城市人口，于是有了这个数据。但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，大多没有获得平等的市民权利，而建制镇居住的人口中还有大量务农的人口，他们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市民，所以，就有了“伪城市化”的说法。
当然，城市化率作为一个常用经济概念，是用来反映人们居住的地域情况的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国家统计局的概念最恰当。住在城市算城市居民，住在农村就算农村居民，不应考虑其他因素。但这个很“有道理”的意见，若用在发达国家基本没有问题，用在我们国家的确有问题。
农村应该主要居住农业人口，但偏偏我们国家的农村住了大量脱离农业的“伪农民”，而在城市又住了很多“伪市民”。进一步说，我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以农业为主的“真农民”，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居民户脱离农业的“伪村庄”。前不久我去了南方某市，那里很多村庄基本没有农业，而全市的农业增加值占全市GDP不到2%，但政府方面却把近乎一半的人口看做农民！我们的确有很麻烦的信息失真问题。我们天天讲城乡差别，天天讲农民收入低，但却不很清楚农村和城市的实际边界，也不清楚农民和非农民的实际边界。这种情形已经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施效率。
一些大的村庄应该按照新城市来建设，但却把它们按新农村来建设；一些“假农民”应该纳一些必要的税，但却享受了免税待遇，并得到了支农政策的眷顾，而对真农民支持力度却不得不减少。按一定口径计算，我国每亩地平均得到“支农”帮助，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，但一些资金帮助实际上却跑到了非农民的口袋里。我国“三农”投入总量，甚至超过了欧盟的支农水平，但真正的农户得到的好处，却不足欧盟农户的零头。
因此，46%的城市化率是大是小、是假是真，不是太要害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数字后面的结构性意义。今后的城乡一体化政策要解决职业区分问题，让脱离农业的居民变成真正的城里市民，把真正的农民变成“城外市民”；大家都是市民，只不过农民在城外工作。自然，实现这个目标不能一蹴而就，但政策调控的方向应该明确。(作者党国英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，原刊于《新京报》，本报有删节)
